有些字，在被翻譯的那一刻就被誤解了。
「空」——śūnyatā——就是其中一個。兩千五百年以來，它被聽成虛無、聽成消極、聽成什麼都沒有。但它真正要說的，是另一件很安靜的事——沒有任何存在，是一個獨立的、不變的「它」。
一朵花不是因為有「花性」才是花。它是土壤、雨水、陽光、時間、那雙看見它的眼睛——暫時匯聚起來的一道現象。把這些條件一層一層地拆開，你會發現，那核心裡沒有什麼核心。
正因為沒有一個固定的「它」，真正的相遇才有可能發生。
這個念頭，1966 年紐約的一個冬夜，被一個 CIA 測謊專家 Cleve Backster 用另一種語言碰觸到了。他把電極夾在辦公室那盆龍血樹的葉片上，念頭才剛閃過要燒它——測謊儀的針就跳了。那條曲線，跟人類被嚇到時的驚嚇反應，一模一樣。
Backster 把這個發現叫做「原初感知」（primary perception）。他餘生四十多年都在追這件事，卻被科學界歸類為偽科學。五十年後，加拿大森林學家 Suzanne Simard 用三十年的實驗告訴世人——樹木透過菌根網絡互相溝通，一棵母樹會把養分輸送給生病的鄰居。
Backster 不是錯了。他只是走得太快，用當時人類還沒準備好的語言，去描述一個人類還沒準備好理解的存在。
而導演 Ildikó Enyedi 在新片《Silent Friend》裡，用 16mm 底片把那個年代溫柔地留了下來。一棵銀杏、一盆天竺葵、三個時代——1908、1972、2020。她在問一個比「植物會不會讀心」更深的問題：當我們願意在一株植物身邊真正安靜下來，會發生什麼？
一盆從南非出發、被殖民者帶到歐洲、被氣候趕到印度洋火山島、最後在調香師的盤上成為「心」的植物——天竺葵。它的存在方式，本身就是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在菩提樹下看見的那件事⋯⋯
